真正影響社會生產發展的卻是高利貸。

明朝並沒有專門的放貸機構，至於傳說中的票號，那是顧炎武和傅山為了反清籌款才發明出來的商業模式。

目前放貸多是聲譽顯著的大商戶和大家族，他們將獲取的利潤投入貸款市場，以高息收回，本身沒有進行生產工具的改造，對生產力沒有推動，同時又剝削了其借貸者的再生產能力。

《大明律》規定民間放貸利息不過三分，同時是不論年月，只能一本一利，利息不能計入本金再取利息。而後來富家借貸，多取複利，所謂“利滾利”者。再後來朝廷為了禁止這種複利盤削，規定“不拘年月，利息不得逾本金之半”，但這種缺乏金融控制力的法例顯然沒能發揮作用。

若有人按照月息三分，也就是百分之三的利率放貸，已經是悲天憫人的大善人了。絕大多數高利貸者都超過了“三分”這個限度，蘇州甚至出現過兩石本金，而月息就取了一石的超高利率。

而明朝高利貸的普及程度之廣，卻是從官員到百姓無有不涉及的。這次所有被東廠查出觸犯國法的勳戚，無一不在這高利盤削問題上犯有重罪。

“陛下，若是以此事降罪，這天下無罪之人，還剩幾何呢？”魏國公表現的非常不服氣，此事這位中山王之後，哭的脖子發紅，一點也沒有先祖那種統帥三軍，威懾邊關的氣質，反而像極了演藝圈的演員，用那種無辜的悲傷，來掩蓋身體裡無邊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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