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廣利說的就是你！

還有許多涉及景、武兩朝的事，是不能秉筆直書的，只能以隱約之意，這是司馬遷在經歷李陵之禍後的抉擇。這些“唯唯，否否”裡隱含的未竟之辭，只留待後世的“聖人君子”去探索了。

他的謹慎是有道理的，歷史上，史記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被人理解，視之為“謗書”。

後世的班彪如此批判司馬遷：“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

這些是否定司馬遷的話，在任弘看來，其實是誇讚啊！

司馬遷是最後一個，沒有被六經洗腦的史官了，所以這書，實為子學時代最後一作。

不止記了帝王將相的家譜，還寫了西南夷、匈奴、朝鮮兩越這些大一統國家內的民族史。司馬遷曾親自踏遍天下，實地考察，作為隨行人員深入西南，對山川人文了然於心，也明白這一切的基礎是什麼。

是農，是虞，是工商，是芸芸眾生，為此寫了《貨殖列傳》作為列傳最後一篇。

任弘也忍不住讚道：“以炎黃五帝始，以農虞工商和天下貨殖終，有頭有尾。”

這立意，實在讓任弘歎為觀止。

既大而全，又小而精。漢書很多篇章基本是直接取自史記，一字未改，因為這廝文字太好，筆力驚人，到了一字千金難以修改的程度。

時間，也只有時間能滌盪一切敏感詞，讓不能說的事變得能說，讓人變得客觀而不帶先入為主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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