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聽了眉頭微翹，顯然心情很好。陳伯康也感覺得到自己的話起了作用，但不敢再有多餘話語，深怕激起反作用。

戴笠思索了一番後，問道：“伯康，聽說你自己花錢向人求教上海話？”

陳伯康一愣，他知道這事了，有些尷尬的回答道：“先生也知道這事，讓先生見笑了。這事倒是讓一些同學笑話我，說我傻。”

戴笠笑了，突然用上海話說：“這怎麼能說你傻呢，要是他們都像你一樣，我們的工作就會好做很多了。”

陳伯康又一愣，反應很快的又用上海話說：“多謝先生的理解，也感謝先生讓我能明白這種工作的意義。”

這番上海話的恭維讓戴笠很高興，站起來說：“伯康啊，你先回去收拾一下，接到命令就出發。”

陳伯康大聲回答：“是！”

1939年1月中旬，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天主堂街（四川南路）相交的法租界一棟建築的房間裡，一個大約20歲左右的年輕人正在埋頭對著手中的稿件認真的校對。

這個年輕人是來到上海才三天的陳伯康，他現在是在《大美晚報》上班。這份工作是透過內線的人給安排的，具體是誰，陳伯康並不清楚。

對於《大美晚報》的情況，陳伯康上班後有過了解。這家報紙是旗幟鮮明的表達抗日立場。正因為報館對抗日的態度明確，旗幟鮮明，使汪精衛非常惱火，想對該報館採取措施，可該報館在英法的租界內，不在其管轄範圍，無法採用正面手段，便依靠流氓漢奸特務的威逼恐嚇，但大美晚報依舊沒有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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