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應當避免簡單地將幸福指數作為幹部政績考核的標準。如前所述，幸福指數用一組指標來綜合反映民眾的主觀生活質量，從總體看它所體現的是民眾一般的心理體驗，因而必然會受到長期的和短期的、宏觀的和微觀的、主體自身的和外部環境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幸福指數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它主要是用於對特定社會的進步發展以及良性執行狀況進行衡量與評價。在這一點，也體現了滿意感與幸福感的差別。由於滿意感可以針對具體的人和事，因而設定一組科學的滿意感指標體系，按照一定的原則抽取評價主體的有代表性樣本來對個體評價物件進行評價是可行的，在一定意義滿意感指數也可以作為幹部政績考核的重要依據。”

“還有，應當避免將幸福最大化作為一種政策選擇。將幸福指數作為政策目標，並不意味著要將幸福最大化作為一種政策選擇。近代功利主義所提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只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倫理學命題，如果試圖將它作為一種經濟學或政治學意義的具體政策追求，則註定會演變為一種當代的烏托邦，這一宿命已經為福利經濟學家們的努力所證實。當然，我們並不否定在個體的層面實現幸福最大化的可能性。有人提出要構建幸福學這樣一門新的學科，其目的是要幫助人們找到實現幸福最大化的途徑。毫無疑問，這一努力是立足於個體的，其現實價值主要在於指導人們的人生實踐。將幸福指數作為政策目標，不是為了追求透過調整社會政策和促進社會進步來實現全社會幸福總量的增長，而是力求透過幸福指數來考察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狀況和變化趨勢，進而調整政策取向，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和良性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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