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整體國民經濟來說，企業最基礎的作用在於解決業、貢獻稅收、拉動經濟。資料的說服力是明確的。早在二零一一年，僅小企業貢獻了全國百分之六十以的國內生產總值、百分之五十以的稅收，並創造了全國百分之八十的城鎮業。過去十年，民間投資曾是全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活力來源，特別是近幾年，民間的投資增速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的高水平，民間投資在整體固定資產投資的佔，十年前是百分之三十六，今年前十個月則是百分之六十四。”

“必須承認，這些年國家對你們保護不夠，你們的不少人信心不足。這是為什麼呢？是對產權保護不放心，對人身和資產安全方面有擔心。也正是部分出於這樣的擔心，海外追逐綠卡、資產外流甚至是轉移，成了一些企業家的理性選擇。我知道你們的抱怨和擔心的事情有許多共通之處，而這些擔心也是由於多方因素的糾纏。如說營商環境不好，有時涉及到行政效率的低下，有時則是地方政府一些不講誠信，換領導換路線導致的政策反覆，吃拿卡要，把企業當肥羊來宰的灰色手法。而不安全感，則大多來自對產權的擔心，如法律的不健全，以及現實侵害企業和企業家利益的負面案例的示範效應。”

“央領導認為，堵塞不理性的海外投資、遏制資本過快外流是為了保障我國經濟更健康發展，但是，根本性問題的解決則需要制度安排。從這個意義說，法治的保障是最根本的保障，法治不彰，灰色的手肆無忌憚，法治跟得，各方的權利義務明確，營商環境、競爭環境才談得順理成章。核心是三點，一是依法保護企業家的財產權，二是依法保護企業家的創新權益，三是依法保護企業家的自主經營權。這三方面的內容是緊密地聯絡在一起的，如果社會的個人產權遭到侵犯，或非公有企業的產權遭到侵犯，法律對產權的保護缺位，那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們預期紊亂，而一旦預期紊亂，創新創業會失去動力。唯有使廣大人民、眾多企業經營者有財產安全感，才能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增長。而公平保護財產權，最重要的是要樹立法律的最高權威，法律是一視同仁的，法律法規讓公有財產和非公有財產一律受到保護，使公眾有財產安全感，全國下都會因為有良好的預期而產生動力和活力。對於政府而言，為了激發和保護企業和投資人，一定要守信踐諾，取信於民， 各地政府不能以政府換屆或領導人更替等理由違約，不能將公權力凌駕於法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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