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溪所寫文稿並非奏本，而是所修《大明會典》其中一部分內容，從年數上說，建文時期一共才四年，於國朝不過是一個很短的時間拐口，不過在修史人眼中，這期間可是大明朝開國後“精華”之所在。

《大明會典》並非詳細的編年體、紀傳體史書，但建文時期的新政，卻有對大明開國後關於政治、社會制度的反思，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反倒是永樂初年恢復洪武舊制，使得大明朝國力發展於很長時間內停滯不前。

沈溪把文稿交上去，如同以往一樣在翰林院中正常作息，最多是受到同僚的冷遇……很顯然，經過朱希週迴去一傳揚，沈溪立即被當成翰林院的“叛徒”，從私人角度來說，這些人有嫉妒沈溪的理由，可從公事上來說，沈溪其實是幫他們做了沒能力做且不敢做之事，等於是沈溪把弘治皇帝的壓力一個人扛到了肩上，他們不該憎恨而應感激。

可惜這些翰林現在日思夜想想的是，沈溪會將剩下的侍講位置給奪走，而忽略了一個關鍵的問題……

無論沈溪是否能當上侍講，以他們的官秩、貢獻、能力、經驗，都無法勝任侍講這個職位，不是沈溪當，也會有翰林出身的官員來補位，不會直接在翰林中拔擢。

沈溪自己並未想去爭取什麼，正常的上下班，不會早到也不會遲到，更加不會主動加班，到了下班時間他就回家，免得被人認為他要掙表現邀功請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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