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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整個漕運體制上的腐敗低效，正常狀況下維持河運亦十分困難，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歷代王朝除了“治河”之外，在水利上的最大的開銷就是維持運河的通暢。運河從南到北，二千多里，沿途要設定無數的水閘、水塘，開掘人工河流來調節水位和水量。特別是進入到山東之後，還要受到變幻無常的黃河河道的影響。每到入冬，淮河以北河道還會上凍，漕船無法通行，只能“守凍”。

維持運河設施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保證運力亦要花費。大量的漕運軍丁和漕船又是一筆鉅額的開銷。整個漕運之艱難，花費之大，從經濟成本上來說是完全不合算的。純粹是“政治需要”的產物。

朱元璋建立大明定都南京而非北京，未嘗沒有“就近取糧”，靠近政府財賦供給地，減少轉運成本的考慮。

趙引弓從經濟角度和體制角度同時黑大明的漕運，事實清楚，論據充分，外加20~21世紀以來中外歷史學者的考據、總結和評論，由不得張溥不佩服。

張溥對漕運的弊端早有認識――否則也不會建議朝廷將太倉的漕糧改為就地撥給軍食。但是他沒有全面的研究過這一問題，現在聽趙引弓娓娓道來，條理分明。心中暗暗吃驚。這位趙老爺雖然四書五經，經史子集稀鬆之極，心中倒是大有丘壑！論及“經世致用”之學。自己身邊的人還真沒有幾個能夠勝過這位趙老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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