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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王錫爵的這個提議，其實就是最佳化版的考成法。

考成法是針對於人，定量定時的將政務劃分到官員的手中，完不成就要受到處罰，而王錫爵的這個方案是針對於部門，同樣是透過釐清權責，將所屬的政務清晰的劃分到各個衙門的手裡，進而避免出現各個衙門相互推諉，導致政務停滯的情況。

而且和考成法相比，王錫爵的方案雖然需要更長的時間見效，但是卻是一個可以長期實施的制度，而考成法則是張居正處於改革時期而實施的一種類似於戰時政策的方針，並不具有長期實施的基礎。

當然，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會推動朝廷政務的效率，不過張居正的考成法更加嚴苛，一旦官員不符合標準，立刻罷黜換人，而王錫爵的方案則是將政務分歸衙門，就算是出了差錯，也不會全責怪到一個人頭上，而是由全體衙門擔責任，當然，正印官肯定是責任最大的，這樣一來，就提高了容錯率，比考成法更加極有可操作性。

但是要釐清各衙門的權責，並非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其中牽扯到方方面面不說，還牽涉到一個問題。

那就是關於政務的監督問題，大明自太祖皇帝廢宰相之後，六部便成為了名義上的最高衙門，而官員的考核轉遷，歷來是由吏部全權掌管。

每三年一次大計，每六年一次京察，皆是由吏部主持，對於官員的考核評定，吏部有一套屬於自己的詳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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