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安石、蔡京的表現來看，他們一向堅信自己掌握了富國強兵的奇計，並且他們還有一套財經理論來支撐自己的信仰。

由於國家機器的強大，總有一些人會誤認為政府無所不能。當遇到經濟問題的時候，他們常常不由自主地從政府層面來尋找解決之道。

王安石變法就是這樣，他採取的措施是讓政府官員做生意、努力增加稅收、加強戶籍管制等等。

這套理論不僅能迷惑年輕而好大喜功的皇帝，更能讓他們自己也痴迷不已。即使天下深受其害的事實擺在面前，他們也仍然會堅信自己是走在時代前面的人，而不會有什麼悔恨。

相對來說，在中國古代，那些限制政府權力的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則稍顯落後。司馬光等儒者反駁王安石、蔡京之類，用的理論武器不過是儒家傳統倫理“不與民爭利”以及“祖宗之法不可變”等。

這樣的說法在自以為掌握了千古奇法的王安石、蔡京等人那裡自然是遭到鄙視和嘲諷的。在王安石他們看來，這都是守舊和不懂變通的表現。王安石更因此倡言：“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這一名言被後人不斷引用。

就好像後世的伯南克大印鈔，和當年的蔡京的當十錢有得一比。普通百姓因為美聯儲濫發貨幣而財產受損，但這些細民之小怨自然不放在伯南克眼裡。

他眼裡所看到的，是美聯儲對抗“通貨緊縮”的大戰役。他堅信美聯儲大印鈔是拯救經濟出泥潭的法寶，而支援他這種自負的，則是包括凱恩斯理論在內的諸多政府幹預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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