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谷賤利於工商，各種手工業品的成本被壓到了底線，逃亡而來的人導致城市人口激增，原本小小的沛邑，如今已經有將近十五萬人口，已經算是數一數二的大城市。

墨家官營作坊利潤、商稅、消費稅，這是泗上地區稅收的前三，第四才輪到土地稅。

半強制推廣的、利用舊時代公田制殘餘的村社，也使得泗上的農夫處在一種新的存在：既有力量、又有組織、又可以集體經營。

工商業的技術壟斷和超額利潤，使得墨家不需要在土地稅上做文章，因為墨家不是後發，而是先發，技術、組織、工商業水平都在九州前列，不需要依靠農業稅進行原始積累的工商業追趕。

原始積累，總得有農夫吃苦，墨家不過是把這份苦，轉嫁到了九州諸侯國的農夫身上，轉嫁到了南海等地區的銅器邦國身上。

泗上缺人，於是抬高原材料價格，使得大型土地種植有利可圖，勾引已經經歷過一次政變的宋國小貴族圈地、驅趕農夫讓他們往泗上逃亡。

泗上原材料價高了、僱傭成本增加了，於是鼓勵進口糧食，迫使本地的勞動力廉價，而轉嫁的則是宋、越、楚等地的封地農夫生活更加困苦。

泗上需要勞動力，於是墨家那些商賈商會在南海所做的“長工”貿易，填充開發淮北蘇北。

泗上需要市場，於是對齊開戰，強制土改，使得農夫有足夠的消費能力，使得商品可以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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