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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何再一次到西安來組稿，大約是剛剛交上80年代的夏天，我從文化館所在的灞橋古鎮趕到西安，在西安飯莊——“雙十二事變”中招待過周恩來的百年老店——招待老何吃一頓飯。那時候尚不興公款請客吃飯。我剛剛開始收入稿費（千字十元），大有陳奐生進城的那份高漲的心情，況且是從小寨街頭一別七八年之後的第一次共餐。我要了西安飯莊的看家菜葫蘆雞，老何直說好吃。多年以來的幾次相見相聚中，老何總會突然歪過頭問我：“那年你在西安請我吃的那個雞真不錯，叫什麼雞？”

他是為創刊不久的《當代》來組稿的。我仍然畏怯這個高門樓裡躍出的為文壇矚目的《當代》，不敢輕易投寄稿件。直到我從短篇小說轉入中篇小說的第一部《初夏》寫成，才斗膽寄給老何。這個中篇小說是我的寫作生涯中最艱難的一部，歷經三年多時間，修改重寫四次，才得以在1984年的《當代》刊出。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回味過這個至為重要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令人感佩的是《當代》的編輯，尤其是老朋友何啟治所顯示出來的巨大耐心和令人難以敘說的熱誠。他和他們的工作的意義不單是為《當代》組織了一部稿子，而是促使一個作者完成了習作過程中的一次跨越，得到了屬於自己的一次至為重要的藝術體驗，拯救了一個苦苦探索的業餘作者的藝術生命。”我說以上這些話是真誠的，更是真實的。《初夏》歷經三年時間的四次修改和重寫，始得以發表，不僅是鼓舞，最基本的收益是鍛鍊了我駕馭較大規模、較多人物和多重線索的能力，完成了從較為單純的短篇小說的結構到中篇小說結構形式的過渡。此後我連續寫作的幾部或大或小的中篇小說，不論得失如何，僅就各自結構的駕馭而言，感到自如得多了，寫作過程也順利得多了。正是從自身寫作的這個意義上，我是十分欽敬老何這位良師益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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