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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70年代末的最後一年的初夏，關中平原正勃發著一年四季裡最迷人的景緻，復甦的中國文學界亦如這自然界的景緻一樣撩撥著新老作家們的創造慾望。那時候，我去剛剛恢復不久的陝西作家協會參加一個什麼會議，認識了呂震嶽先生，直到今年春天我去他的靈堂前點燃一炷紫香，無論如何都抑制不住湧流的淚水了。

那次會議即將結束時，呂震嶽來到我住的房子。“你是陳忠實吧？”問過我的名字又自報家門，“我是呂震嶽，陝報文藝部的。”我便讓座倒水，尤其是對一位年長於我的頭髮已顯得稀疏的老編輯，因為頭次見面，愈是禮儀敬重。他坐下後沒有寒暄和客套，直接談明來意，約我給陝報文藝版寫篇小說：“你以前的幾篇小說我看過，很不錯，有柳青味兒。”我便應諾下來。他又叮囑說：“一版頂多只能裝下七千字，你不要超過這個數就行。”說罷就告辭了，乾脆利索。

我那時候的心態剛剛調整過來。三年前的1976年春天，剛剛恢復的《人民文學》約我到北京參加一個寫作筆會，我寫了一篇適應當時反“走資派”的小說在該刊物上發表了，引起較多反響。隨著“***”的倒臺和在一切領域裡的撥亂反正，我在社會政治領域裡的巨大歡欣與在寫作上的受挫，形成劇烈的心理衝突，直到1978年的冬天，仍然陷入在真實的又不想被人原諒的羞愧之中。記得我當時正在灞河河堤的會戰工程中領工，我和指揮部的同志住在河岸邊土崖下的一座孤零零的瓦房裡，生著大火爐睡著麥秸鋪。正是在被春汛嚴逼壓迫著的緊張的施工過程中，我先後讀到了兩篇記憶猶新的短篇小說，先是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陝西青年作家莫伸的《視窗》，後是被後來公論作為新時期文藝復興潮聲的劉心武的《班主任》。莫伸比我年輕許多而劉心武和我同齡，然而都是嶄露頭角的文學新人，都是從剛剛解凍的文壇土壤裡躥出來的惹人眼目的新苗。我讀著這些優美的小說不由得聯想到自己的受挫，更深地陷入羞愧之中，便把全部激情都轉移到我所指揮著的河堤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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