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政改革方面，與歷代執政者羞於言利截然不同，高拱的“義利觀”中，首次不避諱的提出“聚人曰財，理財曰義”的公利觀。要求各級官吏分清公利和私利，如果是為國家創造財富，則“利即是義”，如果僅僅為了個人虛名而不為國家創造財富，即是不義。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高拱認為生財是聖賢有用之學。“夫《洪範》八政，首諸食貨；《禹談》三事，終於厚生。”所以理財乃王政之要務也！

這不僅僅是對宋明理學的非功利主義的大力批判，其真正目的也是要號召各級官府，注意經濟生活方面的實際學問，為隆慶朝的經濟復甦和財政緩解做實際的工作。

那具體又是如何去做呢？

與歷代統治者一想到生財，便是“多取於民”不同。高拱認為若想生財，不能只靠壓榨姓以聚斂錢財，而是應當“開財之源”和“節財之流”。

先說節流，高拱認為有“節用”和“儲蓄”組成。所謂“節用”，就是朝廷將每年所入算計了，裁去支用。凡無益的興作，無名的賞賜，不經的用度，都減省了。這樣不僅可以減輕百姓負擔，還能將這些節省下來的費用，及時用於救災和軍費。

至於“儲蓄”，更是被高拱提高到“國之大事”的高度，那麼用何種方法進行儲蓄，國家每年的收入應該怎樣分配才算合理呢？高拱提出“三而有一”之法，即將每年收入均分為四，消費支出佔四分之三，節餘的四分之一用於儲蓄。這樣累計儲蓄三年，就可以達到年收入的四分之三，恰好多供一年之食。順此類推，九年便可得到供三年支出的結餘，這樣即使“年不順成”，或遭遇荒年，也能做到有備無患，可恃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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