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黃河,有元一代,大約應該算是患害最為嚴重的時期之一了。
自蒙元世祖忽必烈以來,到現如今的至正二十一年,短短的八九十年間,決溢已不下六七十次之多,平均每不到兩年就會發生一次決口,決口處達有二三百處。黃河沿岸的百姓常年遭受水患,苦不堪言。
至正十一年的“賈魯治河”,便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
至正四年五月,大雨連下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縣、沛縣、定陶、楚丘、成武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其重。省臣以聞,朝廷患之”。
這個水患,已經實在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
因此,時任“行都水監”的賈魯便就在當年“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千裡,備得要害,為圖上進二策”,提議治理黃河。他提出的兩策,一個“修築北堤”,用這個辦法的話,用工省;一個是“使復故道”,如果用這個辦法,則功數倍。
所謂“修築北堤”,其實不是修築,而應是加築。因為蒙元在黃河以北開通的有會通河、通惠河等運河,所以,對黃河兩岸向來都是重視北岸,對北堤的修築非常重視,以防黃河水決,奪了會通河、通惠河等運河的河道。而相對來說,對南岸就不太重視。甚至,為了減輕北岸的壓力,還常常不治理南堤,任黃河南下。也因此出現了一個情況,導致黃河的河道越來越往南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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