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黃河，有元一代，大約應該算是患害最為嚴重的時期之一了。

自蒙元世祖忽必烈以來，到現如今的至正二十一年，短短的八九十年間，決溢已不下六七十次之多，平均每不到兩年就會發生一次決口，決口處達有二三百處。黃河沿岸的百姓常年遭受水患，苦不堪言。

至正十一年的“賈魯治河”，便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

至正四年五月，大雨連下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縣、沛縣、定陶、楚丘、成武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其重。省臣以聞，朝廷患之”。

這個水患，已經實在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

因此，時任“行都水監”的賈魯便就在當年“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千裡，備得要害，為圖上進二策”，提議治理黃河。他提出的兩策，一個“修築北堤”，用這個辦法的話，用工省；一個是“使復故道”，如果用這個辦法，則功數倍。

所謂“修築北堤”，其實不是修築，而應是加築。因為蒙元在黃河以北開通的有會通河、通惠河等運河，所以，對黃河兩岸向來都是重視北岸，對北堤的修築非常重視，以防黃河水決，奪了會通河、通惠河等運河的河道。而相對來說，對南岸就不太重視。甚至，為了減輕北岸的壓力，還常常不治理南堤，任黃河南下。也因此出現了一個情況，導致黃河的河道越來越往南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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