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要君前失儀！”

看著眾臣錯愕的樣子，張居正沉聲說了這麼一句。

文淵閣中的大臣們這才是各個站起，按照平日的順序分列兩邊，這屋中的氣氛變得平靜下來，看著又恢復到皇帝剛進來的時候。

誰都能看出來萬曆的情緒已經很低沉，已經鬧到了這樣的地步，剛才更是將太后娘娘這尊大神都抬了出來，難道還要繼續爭下去嗎？

爭，和皇帝鬧僵了絕無好處，不爭，要真是皇帝下旨，在天津也推行平安牌子，那萬萬不能。

商稅一事，明初山西為下屬某縣縣令請功，因為該縣收取商稅超過了額度，並且大為增加，但請功的文報發到京師之後，明太祖朱元璋卻認為此人太能盤剝，判了個流放西北。

自此之後，上下官員對收稅該如何應對，就有個大概的判斷了，稅賦過重為苛刻，不收少收則為體恤民情。當然，田賦是不能少收的，在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眼中，耕田的百姓平民繳納田賦捐稅，這是天經地義的。

大明立國前後，四下戰亂，民生凋敝，地方上破壞的極為嚴重，工商業上也的確收不上什麼稅賦。

到了弘治年的時候，民生已經恢復元氣，經濟繁榮，工商業有了極大的發展，但當時秉承的政策和明初沒有什麼區別。

有杭州地方官收稅，只在衙門門口擺下一張桌子，一個箱子，桌子上放著筆墨紙硯和一本賬簿，箱子是個半開口的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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