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備至。

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后，襲興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為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王伯而不名。

範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為考，於義未當。’

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極矣。’興獻王於孝宗為弟，於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

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侄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

這就是禮部尚書毛澄所上的奏摺。

據孫淡所知，這就是因為有這份奏摺，這才開啟了嘉靖初年長達數年的大禮議之爭。

按照歷史本來軌跡，毛尚書這分奏摺應該在皇帝登記第六天就出現的。但這件預料中的大事件卻沒有發生，這就讓孫淡有些奇怪了。

後來他也想了想，這才明白。皇帝進京城時的大明門事件因為有孫淡提前通風報信，皇帝的態度比起真實的歷史上要堅決許多，這也讓楊首輔和群臣見識到小皇帝的剛強，不再拿他當一個小孩子看待。也因為心中有顧慮，群臣也沒有冒動，只在下面暗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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