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戥從人群中走出來，身上鑲著閃爍的日光，是如此的年輕。一直隱藏的少年老成突然初露鋒芒，站在這群老朽之間如此的與眾不同。他的話語之間，更是綽綽逼人。

湯化龍和蔡輔卿等人非常有默契的傳遞眼色，個個都閉緊了嘴巴。

宋教仁早知道漢口革命黨人激進，正面碰上，還是忍不住要驚訝。“誰不想打倒帝國主義？可這事情只能暗地裡策劃，有誰像你們漢口革命黨人這樣大張旗鼓叫囂，唯恐天下人不知的。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帝國主義列強也有同情革命的派系。”

人民日報發表了許多民族主義宣言式的文章，引起洋人強烈的反感和恐慌。列強政府正對海外同盟會的機構施加壓力，中部同盟會總部在上海同樣受到洋人的壓力。同盟會雖然也痛恨帝國主義，但也相信帝國主義也有同情革命的存在。所以他們希望著，希望能與列強和平相處。

孫中山先生等同盟會黨人皆對洋人抱有幻想，武昌起義之後孫中山先生遲遲沒有歸國，便是為尋求西方列強的支援，他曾回憶自己當時的想法。“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所得效力為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按當時各國情形：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則取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領土保全，而對於革命則尚無成見，而美國輿論則大表同情於我。法國則政府、民間之對於革命皆有好意。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德、俄兩國當時之趨勢，則多傾向於清政府；而吾黨之與彼政府民間皆向少交際，故其政策無法轉移。惟日本則與中國最親切，而其民間志士不獨表同情於我，且尚有捨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針實在不可測，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陸，則其對於中國之革命事業可知；但以庚子條約之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要而言之，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當反對革命者也；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繫者，厥為英國；倘英國右我，則日本不能為患矣。予於是乃啟程赴紐約，覓船渡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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