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20日，《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原文攝影在香港發表，這一重大新聞轟動世界，無異於給了正要“還都”的汪偽政府沉重一擊，國人交相唾罵汪精衛等漢奸的無恥賣國行徑。

“高陶事件”讓汪精衛對杜月笙恨之入骨，他恨聲不絕地罵道：“我跟他有什麼過不去？他竟這麼樣來對付我！”

汪精衛當即命令76號特務頭子丁默邨專程到廣州指揮，派遣兇手到香港去解決杜月笙。然而杜月笙早就防範嚴密，刺客沒有下手的機會。但是，汪精衛仍不甘心，他再派人去香港警署，藉口有人密告杜月笙是“流氓”，要把他驅逐出境。

而杜月笙透過與香港總督私交很深的原上海市長俞鴻鈞向港督送上一份備忘錄，說明杜月笙是中國的高階官員，社會領袖，指出港警搜查中國官員的住宅及其辦公會客的地點，完全是非法而無禮的行動。港督接到了俞鴻鈞的備忘錄後，當即表示道歉，同時保證此後不會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一樁公案就此了結，汪精衛的報復終沒有得逞。

“你呀！太倔了。”韓寒看著吳銘在收拾東西，有些無可奈何地說道。

吳銘輕輕一笑，說道：“幹就要幹好，這是我的準則，在日本的各家報社肯定有很多禁止發表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資料，早去能蒐集得完全一些，等到日本人銷燬了的時候，可就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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