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蘇同盟瓦解的過程，人們不禁會問，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為什麼要置中蘇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體利益於不顧？中蘇兩國為什麼會從當初的良好願望出發，走到了最後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結局？

然而，就社會主義的同盟而言，這並非個別現象。蘇南分裂導致蘇軍陳兵南斯拉夫邊境，甚至策劃對鐵托實施暗殺；匈牙利想要探索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路，即遭到蘇聯的武力鎮壓，其主要成員則被送上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改革剛剛顯示出擺脫蘇聯模式的傾向，蘇軍頃刻之間就毀滅了“布拉格之春”。

在亞洲，中朝、中越之間亦如此，今天是“鮮血凝成的友誼”、“同志加兄弟”，明天就惡語相向，乃至大打出手。與西方盟國關係的穩定性相比，在社會主義陣營不斷地出現動盪、分裂和改組。顯然，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中缺乏一種妥協機制。

於是，人們在社會主義同盟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兩國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稱，高尚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掩蓋了一切分歧和矛盾；兩國交惡，就惡到你死我活——以至拋棄國際交往的起碼原則和慣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見。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敵人。

如果對此加以深入分析，可以看到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內在結構的兩個弊病：一是國際主義理念與民族主義追求的矛盾，以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替代或掩蓋國家利益的差異性；第二則是同盟內部領導與被領導的組織原則與各國享有平等權利的準則之間的矛盾，把黨際關係等同或混淆於國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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