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由於民族意識濃厚，和對敵人的極端憎恨，所以數百萬人敵愾同仇之心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從中央，全力抗戰。如果國民黨中央當局此時如能去其一貫的褊狹心理，大公無私，一視同仁，視各部隊的作戰能力善予運用，則經過八年的抗戰，這數百萬人有可能熔於一爐，變成一德一心的國家軍隊，無奈中央當局始終不能開誠相見，當然也就無法達成理想。

令人不忿的事情便是硬把全國軍隊分成“中央系”和所謂“雜牌”。在武器、彈藥、被服、糧餉各方面，中央軍得到無限制的補充，雜牌軍則被剋扣。如中央的對付龐炳勳，當各軍都在擴充之時，龐軍獨奉命裁去一團。又如川軍開到徐州，竭力請求補充，中央破例補充了每軍步槍二百五十支，這“杯水車薪”，何濟於事？

因而在大敵當前之時，並肩作戰的友軍，有的食豐履厚，武器精良，氣焰凌人，有的卻面有飢色，器械窳劣。要他們同樣出死力而無怨尤，又豈可得呢？

由這種歧視所產生的惡果，則更是歷數不盡。就以“中央軍”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領的“天子門生”。大家唯領袖之命是從，將帥不和，上下傾軋，作戰能力自然無法提高。但是犯起法來，大家都是黃埔同學，又官官相衛，矇蔽最高當局。因軍法總監部內高階人員多系黃埔畢業生，狼狽為奸，儘管罪無可逭，也可逍遙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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