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後世在汪精衛降日的問題上，有過不少爭論，也仍有不少問題至今尚未完全搞清楚，但蔣、汪的“雙簧說”已為史家所否認。而說汪精衛的叛國投敵是蔣介石刻意設定的一個圈套，蔣介石一步步地將汪精衛推向事先佈置的陷阱之中，這也只是一種推測，缺乏真憑實據，恐怕連當事人也難以置信。

因為汪精衛脫離抗戰陣營是日汪雙方重光堂會談的一個主要“成果”，而其叛逃的具體計劃是由汪精衛及集團核心成員共同制訂的，至少在汪精衛看來，其叛逃計劃非常周密，天衣無縫。儘管他在武漢時曾向陶希聖信誓旦旦地表示絕不揹著蔣介石單獨與日議和，但實際上，在汪精衛叛逃之前，一直是揹著蔣介石與日秘密會商。

在日本方面看來，汪精衛自清末以來一直追隨孫中山革命，很有些德高望重的分量，現在又在執政的國民黨中身居要職，對中國中上層人士有號召力。只要他一出馬收拾中國這殘局，中國上下必然熱烈擁護。待一個以汪精衛為首的“新中國”一建立，就把蔣介石的抗日政府孤立起來，日本徵服中國的大業，也就圓滿完成。

同時，日本天皇批准了“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基本內容為“新中國”承認“滿洲國”；華北、蒙古為日華軍事合作特區；長江中下游地域和華南沿海為日華經濟合作特區；規定“新中國”之政權形式為分治合作。在附屬條款中，還有“中國應賠償事變爆發以來日本國民在中國所蒙受之權利、利益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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