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曆在與鬼子忘我地拼殺,小分隊付出了代價,使鬼子的掃蕩無功而回。他們在奮勇地戰鬥,為了祖國,本著良心。但他們卻不知道,作為他們的後盾,第二十二路的司令部裡卻開始著一場不是針對日寇,而是要同室操戈的爭論。
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的災難年代,年代之初日軍就開始對中國發起挑釁,七七事變則開始了對中國的全面進攻,積弱太久、力量渙散的中國軍隊在日軍剛開始的強大攻勢下節節敗退,中國進入了危急存亡的關頭。國民黨政府被迫從南京遷至武漢而至重慶,蔣介石也被迫飛往各個戰場進行督戰,也是事態所逼。嚴峻的事態並沒有給蔣介石時間和機會去思考和調整國內事務。
1938年10月後,日軍隨著佔領地的擴大,兵力已不夠分配,同時由於其它各方面的複雜因素,諸如借錢打仗,國際信用度降低;軍費巨大的開支,迫使國內租稅加重,國內人民的厭戰情緒增加等,日本開始改變戰略,進攻步伐逐漸緩慢下來,為蔣介石解決國內事務、消除自己的憂慮和恐懼提供了時間和機會,同時日本的新戰略也給了蔣介石心理上的空間,注意力轉向了國內。
日本的新戰略在政治上從反蔣轉為拉蔣,將重點放在對國民政府“和平工作”上,使蔣介石可以暫時從抗日事務中脫身出來,所以蔣介石才會在日記中寫道:“目前急患已不在敵寇”,而在“共產黨之到處企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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