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赴歐洲的肯亞號班輪上，這正是大西洋上氣候最惡劣的日子。狂風捲起大浪，砸在這艘班輪的甲板上，轉眼又四濺開來。桅杆上的瞭望員的雨衣已經溼透了，但還是哆嗦的堅守著崗位。不時的摸出個酒壺來，偷偷的喝上一口，再咒罵幾句這個鬼天氣，順便詛咒一下自己為什麼要當這個該死的海員。

一個清瘦的中年人平躺在二等艙的鋪位裡，讀著報紙。他有著中國南方人深深的眼睛和柔和的面孔線條。在有的地方，他被人尊稱為中山先生，革命的先行者。有的地方，他孫文的名字被惡意的加上了三點水，等同於那種江洋大盜。在更多的地方，他被看作是一個滿嘴車大炮的空談家，只會發起一場又一場沒有頭腦最終卻告失敗的暴動。

他正是才交卸了美國洪門籌餉局北路委員職務的孫中山，同盟會的主席，在丹佛聽到了國內傳來的武昌起義的訊息後，匆匆從美國搭船開赴歐洲，再從歐洲轉赴香港。

艙室門被砰的一下撞開了。孫中山慢慢的從報紙上轉移開視線，就看見朱卓文揮著一張紙滿臉興奮的看著他。朱卓文是孫中山的表弟，在日本起就跟隨孫中山，這次又和他一起在美國北路籌餉，再一起返國，比孫中山年輕二十多歲。孫中山一向都稱呼他是bad boy。

還沒等孫中山問他話，朱卓文已經幾乎是在高聲嚷叫：“剛才從電報房抄到的新聞，上海光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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