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提出的政策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兒，中國歷史一直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大的趨勢都是民族融合，而漢民族則作為一個民族大融合的熔爐，一直承擔著將各種各樣的族群融合為一的責任——實際上漢族本身就是一個大雜燴。在長期民族融合的過程中，還吸收了不少其他民族的傳統和習俗。到了民國時期，漢民族的習俗和明朝、宋朝可以說是完全不同了，和漢民族形成之初的漢朝相比，恐怕差距就更大了。

實際上，後世的大部分民族都是千百年融合的結果。如日本民族就融合了來自中國、朝鮮的移民，來自西伯利亞或者是別的什麼地方的蝦夷人，還有琉球島的琉球人。而朝鮮民族許多大姓的族譜上，都能追溯到中國——他們都是中國移民的後代。而東南亞的許多民族，也都是有華人血統的。

而在千百年民族融合的大趨勢中，中原王朝也早就總結出了一系列融合的經驗和辦法。比如從分封土司到改土歸流就是一個完整的融合流程。前者相當於民族自治，而後者就是民族融合的完成。可見，古代王朝的政策都是將民族自治當成民族融合的手段。由自治開始，以融合結束。不論土司管理也好，羈絆統治也罷，目的都是為了最終的融合。

當然，這個最終的融合不一定能實現，失敗的例子也有很多。但是古代中原漢人王朝，甚至包括滿清，他們路數都是以自治促融合，從來沒有在已經融合的地盤上搞土司制的。只是滿清的民族融合並不包括統治民族和被統治民族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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