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收商稅一直是個老大難問題，不獨是前明在這個問題上無計可施，就是滿清也沒有多少辦法。道理也很簡單，農稅和土地掛鉤，地是跑不了的，只要根據土地多寡、肥瘦徵稅，總歸能收到許多。

可是商稅該和什麼掛鉤？商鋪？流通？工場？這裡面涉及到的門道就太多了。商鋪的地段好壞，商人的經營手段，還有工場產品的銷售情況，都很難界定。如果用一刀切的法子可就太不公平了，比如朱濟世開的匯豐銀行能和同樣面積的米鋪按照一個標準收稅？如果要根據商戶的利潤多寡和營業收入多少抽稅。公平倒是公平了，可是這個商人多狡猾啊！他們肯老老實實申報自己的收入？這個時代又沒有後世那種嚴格的審計和發票制度。而且朱濟世的大明朝也不可能養一大批精通商務的稅官去徵商稅——真要養了也保證不了他們的廉潔高效，準保是一堆貪官汙吏！

因而滿清的商稅體系其實比前明強不了太多，除去鹽稅、關稅（包括內地的稅關）之外，也收不到幾個稅。而且鹽、關二稅背後的貪腐問題多得真是數都數不過來！不過滿清也不會讓商人悶聲大發財，他們的辦法就是養豬殺豬，所有的商人在滿清朝廷眼裡都是一口口的肥豬，什麼時候需要用錢，就強迫他們捐納報效。每一朝都有不少豪商被沒完沒了的捐納報效逼得傾家蕩產。在這樣的體制下，商人自己都把商業當成了末業，透過商業的所得都想換成田產固定下來，傳給子孫，根本不會工商之事上不斷投入。產業革命什麼的，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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