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的宣戰詔書是6月21日釋出的。同時發出的，還有勤王詔書。畢竟慈禧對她的京畿武力是不那麼放心的。

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榮祿在這一天給南方的督撫們發去一封電報，口氣和觀點都令人萬分驚異，因為在這封電報裡，榮祿是以徹底的反戰派面目出現的。

榮祿先是譴責了朝廷攻殺使臣的“罪行”，說“兩國相戰，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然後又斷言“以一弱國而抵十數強國，危亡立見”，講了朝廷走上這一步的無奈，斥責了滿清權貴除“慶邸”（指慶親王奕劻）外，大半成了拳匪了，“雖兩宮聖明在上，亦難扭眾”，最後提醒南方的督撫們，戰爭爆發，南方勢必受到危害，應早做準備。

榮祿真是那個時候最令人難以捉摸的人。從這封電報可以斷定，榮祿對慈禧的忠心實際上很可疑。他又在腳踏兩隻船了。而且，他對京畿戰事極度悲觀，將自己的餘生寄託在了南方的督撫們身上。

南方的大員，以劉坤一、張之洞及甫至兩廣的李鴻章為首。論風骨、見識和威望，當時的滿清朝廷，無人可比此三人。

袁世凱還排不上號。

電報是個好東西，比之前的快馬八百里加急要方便多了。在這之前，劉、張、李三位疆臣一直關注著京師的動靜，彼此商議著應對之策。

至洪楊亂起，朝廷便呈現出內輕外重的格局，湘、淮兩系的大員因戰功佔據了十八行省督撫寶座的大半，朝廷在戰時是無奈的，戰後自然猜忌的緊。曾國藩，中國這位近代軍閥的鼻祖，掂量輕重後，不顧下屬各種方式的勸進，決意與滿族朝廷合作到底，以裁撤湘軍換來了朝廷的放心，也得到了自己和子孫的富貴和安全。他這個頭帶的好，免除了十九世紀晚期中國可能出現的內戰，換來了曇花一現的所謂“同光中興”，表現在政局上就是朝廷的威權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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