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節過後，唐太宗李世民發下了改元“貞觀”之後的第一道詔書，命高官議事都需要帶諫官，特令今後中書省、門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入閣商議國家大事，都要有諫官跟隨，遇有不當之處，諫官便要立刻進諫。接著又命令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等人重新議定律令。

對於李世民讓命高官議事帶諫官詔書，李恪很支援。李世民能夠開創“貞觀之治”很大一點就是大唐官員高效的辦事效率和清正廉潔的官場風氣。而李世民的詔書，從根本上解決了大臣們一言堂的現象，同時也解決權臣誤政的問題。而廢除肉刑，則標誌著古代司法刑獄方面的進步和完善，李恪更加贊成，如此才能在今後不斷的更好的促進大唐司法的客觀和公正。

李世民的詔書下了之後，唐行政部門便開始積極的行動起來，而新軍的問題也提上了日程。但是，李恪的生活卻過的極為逍遙，每天除了翻看研讀《論語》之外，就是習文練武，練習書法。

對《論語》李恪有著自己的想法，後世的人們對《論語》的理解並不是真正的，能夠完全代表的孔孟的思想。因為，他們看的都是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註解的版本。而朱熹註解就絕對爭取嗎？李恪自己在看完唐朝以前的註解之後，才發現自己對朱熹的註解不敢恭維。

在南宋以前，四書並不用他的註解，自有了他的註解，而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籠罩，那是明朝以後。朱家皇帝尊朱熹為先祖，自然而然就下令以四書考選功名時且必須用朱熹的註解。因此，六七百來，所有的四書五經，孔孟思想都限制在他“朱熹的孔子思想”中。換句話說，明代以後的人為了考取功名，都在他的思想中打圈子。其中有很多問題如果按照李恪等唐人的角度來講，他的註解只能參考，不能完全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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