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烺在整理記錄自己初高中數理化知識的時候，總是覺得自己在啃最硬的骨頭，一直安慰自己：只要把這輛重車推上軌道，日後的吏治整頓和法治改革就要輕鬆得多。

然而真正整頓吏治的時候，卻發現自己能做的已經很少了，除了完善考成法、合理分配工作任務、增加官吏人數、推進基層控制、培養良好的工作習慣之外，再難有本質性的改進。明朝官吏甚至連集體辦公都已經有了，而且還是源自魏晉的制度，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全是淚。

等到終於佔據了大半個中國的實際控制權，加強了基層控制力度，可以嘗試法治改革，以更適合發展型國家的需求修訂大明律法……朱慈烺卻發現，自己這個法學科班出身的專業人士，在這方面能做的更少。

法律看似是國家專政力量，是統治階級的巨錘，但拋開表象看本質，它卻是被文化傳統、社會環境、人文思想、歷史沉澱、經濟基礎，甚至宗教禮儀等等所有上層建築所決定的一個小馬仔。

比如親親得相隱匿，難道朱慈烺不希望全國人民只把他當神，連父母妻兒都可以大義滅親地告發、劃清界限？然而這樣做會得到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只能得到一個喪失了基本人倫的社會！

連自己的至親都信不過靠不住，還怎麼與外人交往？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線，一旦泯滅了道德，全部用法律來代替，那就只能逼迫全社會的人都成為罪犯。而國家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警力來維護法律的尊嚴，最終結果就是立法很細緻，執法很粗糙，最後全民心安理得地犯法，法律也失去了公平正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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