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發展到現在，在收購大宇的問題上，楊星反而是穩坐釣魚臺，著急的卻是韓國政府了。在韓國普遍預設的“紅包”社會環境下，社會上普遍存在要辦事先要給好處的習慣。但新上臺的金大中總統在野時就對這種現象深惡痛絕，上臺後就承諾建設清廉政府，強力打擊腐敗。

但韓國社會的陋習積重難返，不是一時半刻能扭轉的。但不斷的宣傳下，韓國普通民眾對貪腐的容忍度大大降低，形成了一邊為了辦事給官員送紅包，轉過身來又痛罵收紅包的有趣社會現象。民間輿論對於曝光出來的官商勾結等新聞更形成了窮追猛打的趨勢，97年就連兩任卸任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都因為經濟問題被送上了審判席，雖然當時的金泳三總統馬上特赦了他們，但也算是世界政治史上一道奇觀了。

這種情況下，楊星選擇引爆三星偷稅案這顆炸彈的時機就很微妙，造成的連鎖效應遠遠超出了案子本身而波及到了韓國上層政治鬥爭。儘管三星在韓國名氣很大，但才被金宇中海外宣佈的大宇醜聞點燃的公眾輿論顯然更被激發的怒火熊熊。對政府的批評浪潮把韓國一眾經濟官員給逼到了牆角。這時候最有希望收購的日本財團鳴金收兵，而又傳出楊星剛在美國的期指合同上斬獲百億美元，憑這股氣勢和韓國的官員談判，中星國際自然處於優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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