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出身貧寒，兩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因生計無著，帶著他改嫁，過著一種寄人籬下的貧寒生活。青年時期，范仲淹在山間僧舍讀書，非常貧困，將一小盆粥冷凍之後分成四塊，放一點韭菜和鹽，就是一天之食。

然而，在登進士第入仕之後，范仲淹的境況便頓然改變，政治地位且不說，僅從經濟收入看，當他還僅僅是大理寺丞、秘閣校理這樣的小官時，一年的俸祿已經非常可觀，也可見宋朝對士大夫優禮政策之一斑。

自身地位的強烈反差，幼年時的雄心壯志的得以舒展，或許正是由於這一切，造成了范仲淹濃厚的報恩思想，所以才會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河之遠，則憂其君的名言。不過，范仲淹報恩，物件並不只是皇帝，而是以宋代士大夫特有的方式來報答朝廷對他的恩遇。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首詩形象地說明了宋代朝廷與士大夫的關係以及士大夫的社會地位，而且是非常直白的誘人以功利，明確提出一個人的身分與地位是可以透過讀書來獲得的。

不可否認，利，對任何人都是一種誘惑，但古代的書生士子並不都是唯利是圖之人，自古以來，在他們的血液裡，一直流淌著一種責任意識，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不過，這種責任意識，由於各種因素的限制，在許多時期裡，使許多士大夫得不到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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