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個時代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遠比譚延闓前生記憶中後世大都市中一個城市的外國人數要少得多，但是能夠在這個時代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可以簡單的被譚延闓分成兩種人——一種便是以赫德、金登幹、朱爾典為代表的最難對付的外國人，和他們打交道遠比和他們背後的政府打交道要困難的多，他們對中國的情況非常瞭解，熟悉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潛規則，對於維護列強國家在中國的利益無比得上心，這種責任心甚至超過了本國政府在外交渠道上的關注度；另外一種就是像美國公理會牧師溥明恩那樣的外國人，他們雖然也有類似赫德那樣的品質，但更多的是虔誠的教徒，在中國熱心於辦學校、辦醫院。

顯然譚延闓對類似赫德這樣的外國人是極為排斥的，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赫德等人的敬業精神也為他所佩服——他手底下的外交官和赫德這樣的外交老手相比實在是太過稚嫩了，他們雖然明白這個時代國家生存的準則，但是在手段運用和政治嗅覺上，顯然比赫德他們差了不知兩籌。中國的外交官走向成熟還需要時間，譚延闓也理解這一點，除了給他們時不時的予以點撥之外，還專門在已經更名為北京大學的原京師大學堂中設立了國際關係專業，用以培養專門的外交人才，並且將這些外交官員派送出國，到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的大學中去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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