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有句話，“社會上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大蕭條時期社會對經濟技術需求空前強烈，到21世紀依舊有巨大影響力的諸多學說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

斯大林模式，法西斯模式，美國羅斯福新政，乃至中國模式。四個世界上主要的國家都完成了自己應對方式。針對這些模式的研究以及相應經濟學的解釋都應運而生。

處於世界邊疆的中國影響力相對比較小，至少在環北大西洋經濟圈中的影響力比較小。不過這只是針對普通人而言。限於所在的社會現狀與資訊渠道，普通人乃至一般的學者，對於情報資訊的收集乃至理解都受到相當的限制。但是在第一流的人才中，對“中國模式”的看法就相當不同。

美國總統羅斯福對中國模式就非常注重，儘管向這個世界第一工業強國的領袖獻計獻策的人非常多，包括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

古典經濟學家和新古典經濟學家都贊同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而凱恩斯卻反對這些，提倡國家直接干預經濟。他論證了國家直接干預經濟的必要性，提出了比較具體的目標；他的這種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核心的思想後來成整個宏觀經濟學的核心，甚至可以說後來歐美的宏觀經濟學都是建立在凱恩斯的《通論》的基礎之上的。

但是陳克主導的“中國模式”與凱恩斯依舊有巨大的不同。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者之一，陳克領導的中國並不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核心”，而是以發展生產力與拆除貿易壁壘，實現交易社會化的工業體系為核心。對於羅斯福而言，中國模式其實更合他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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