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86年的夏天，何海峰預言的經濟硬著陸終於發生了。

當年的中國，處於一個新舊體制轉軌的時期。一方面，國家放鬆了對地方的管轄權，允許地方擁有投資、外貿、勞動用工等權力；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尚未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經濟主體，最突出的一個特徵，就在於其缺乏預算約束，不管花多少錢，最終都是要由中央政府來買單的。

有投資權利而且沒有預算上的約束，從經濟理論上說，地方的投資將趨於無窮大。在1985年的中國，恰恰就是這樣的情況。各地政府競相上馬各種專案，在地方官員的腦子裡，根本就不存在“缺錢”這樣的概念。銀行是受制於地方政府的，它們不敢違逆地方官的指令，因此不惜以透支的方式不斷地向地方政府發放貸款，導致投資規模遠遠超出了經濟可承受的範圍。

何海峰曾向林振華說起過，一部分學者提出了軟著陸的設想，希望在中央政府的主導下，各地方政府能夠主動地壓縮基建規模，使經濟逐步恢復到正常狀態。但事實上，這種設想僅僅是一種空想而已，沒有一個地方的政府願意當這個冤大頭，大家都希望別人壓縮，這樣自己就能夠從壓縮中受益。當所有的人都這樣思考問題時，經濟學中著名的囚徒悖論就出現了，其結果就是整個經濟的熱度持續上升，直至崩潰。

經濟崩潰的原因是很簡單的，那就是資源的約束。預算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下，可以趨向無窮，但這些預算最終必須變成建設所需要的鋼材、水泥。當這些物資無法保障的時候，龐大的基建就不得不停止了。在這個時候，市場上物價飛漲，外匯嚴重短缺，一些企業由於缺乏原材料而無法進行生產，從而出現了嚴重的虧損，整個國民經濟陷入了困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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