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從所見來說，瓜達爾港與軍事基地沒有任何關係。

車隊進入港區之後，除了能夠經常見到穿著軍服的軍人、以及各種塗著沙漠迷彩的軍用車輛之外，還能看到很多穿著便服的平民。雖然穿便服的不一定是平民，一些軍隊裡的文職官員、地方政府官員、軍人家屬、乃至常駐的軍事情報人員都喜歡穿便服，不會時刻用軍服表明自己的身份，但是最能象徵軍事基地身份的，也就是分佈在街道兩旁的建築物基本上都沒有軍隊的痕跡，與普通的民用建築物相差無幾，至少從外觀上講，與普通的民用建築物沒什麼區別。

這沒讓裴承毅感到驚訝，因為各國的軍事基地都是這個樣子。

在偵察衛星已經發展到了無孔不入的時代，保密工作必須從基礎做起。據裴承毅從軍情局那裡獲得的資料，印度戰爭結束之後，袁晨皓利用戰區參謀長的身份，或者說利用維持佔領區秩序、向戰爭難民分發人道主義救援物資、制訂重建計劃等機會，挪用部分援助款項對瓜達爾港的軍事設施做了全面改造。因為這不是面子工程，而且受第三次軍事改革影響，軍費預算非常緊張，所以當時受命處理這件事情的李存勳睜一眼閉一眼，沒有追究袁晨皓的責任，而是讓袁晨皓想辦法擺平這件事情。雖然檔案裡沒有提到最終是怎麼擺平的，但是可以肯定，擺平這件事的不是袁晨皓，而是李存勳。不管怎麼說，作為一個首次掌握大權的陸軍少將，袁晨皓並不具備擺平幾十億元款項的能力。事實上，真正挪用這筆款項的很有可能不是袁晨皓，而是軍情局。原因很簡單，瓜達爾港的軍事設施改造工作由軍情局提供藍圖、並且由軍情局監工。也就是說，這件事與戰區司令部的關係並不大，是按照軍情局提出的偽裝與隱蔽標準做的。更重要的是，挪用這筆款項的時候，對印援助工作還沒進入正軌，而且第三次軍事改革遇到的阻力非常大，所以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由李存勳提出，在得到了王元慶預設的情況下進行的。不管怎麼說，挪用決定幾百萬印度人生死存亡的數十億緊急援助款項絕對不是小事，就算是李存勳也不見得有這個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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