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問題，歸根結底是17億人的生存與發展問題。

用某家西方電視臺的報道來說：印度戰爭之前，印度的問題是幾百個婆羅門貴族爭奪利益而產生的問題一，而印度戰爭之後，印度的問題就17億貧苦大眾獲得生存與發展機會的問題。

這句話從根本上反映出了印度的國情，也反映出了共和國面臨的問題。

當初，裴承毅退出競爭總參謀長的行列，主動提出前往南亞戰區司令部，就是因為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南亞戰區司令部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需要一個非常瞭解當地局勢的司令官。王元慶沒有同意裴承毅的請求，把剛剛晉升為陸軍少將的袁晨皓派了過去，也是因為袁晨皓全程參與了印度戰爭，是共和國軍人中，除了裴承毅之外，最瞭解印度與南亞局勢的將領。

雖然年輕了一點，但是袁晨皓在南亞戰區司令部的表現可圈可點。

當然，裴承毅早就明白元首這麼安排的用意。

從根本上講，共和國在印度的處境比較尷尬。早在戰爭爆發前，王元慶就明確提到了戰後問題，即如何解決戰後的印度社會矛盾。正是如此，在制訂戰爭計劃的時候，裴承毅準確無誤的抓住了重點，一再縮短戰爭程序，以便讓王元慶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理戰後的印度社會問題。即便戰爭以對共和國最有利的形式結束，戰後的善後工作仍然非常棘手，對共和國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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