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李存勳，王元慶在書房一直坐到天亮。

天有不測風雲，國有旦夕禍福。

日本戰爭之後，對共和國來說，國際大變局可謂喜憂參半。

不可否認，日本戰爭使共和國一躍成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甚至在國際威望上超過了美國。因為共和國在“全面核裁軍”中的積極作為與“技術換產品框架協議”全面啟動，所以共和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沒人敢小看共和國。

更多的時候，共和國面對的是更加複雜的國際環境與更加兇險的外來威脅。

不得不承認，美國總統韋斯特伍德是名副其實的“戰略高手”。

2028年，韋斯特伍德憑藉“對日戰略援助”與“日本戰後重建”對美國經濟產生的大幅度拉動效應，成功擊敗共和黨競選者，再次獲得白宮的4年居住權。因為美國總統只能連任兩界，所以韋斯特伍德在2029年1月宣誓就職之後，其對外政策不但更加大膽，也更加激進，不再有所顧慮。

這也是美國的傳統，當年的弗雷德裡克也一樣。

更重要的是，韋斯特伍德所處的環境比弗雷德裡克好得多。隨著大蕭條全面退去，日本戰爭與戰後重建耗光了各主要國家的剩餘物資，美國經濟進入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第一個“高速發展期”，2028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驚人的5.7%，2029達到6.2%，預計2030年將超過6.5%。雖然美國經濟增長多半帶有“恢復性質”，是在大蕭條時期全面衰退情況下出現的“經濟奇蹟”，但是足以給美國全面戰略調整提供充沛的“經濟動力”，不然韋斯特伍德提出的對日援助也不會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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