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簡單單的一場會面，最終讓霍多爾科夫斯基與維諾格拉多夫徹底放了心，他們知道，在過去這些年中，自己這位遠東的老夥計並不是在睡覺，與此相反，他在背地裡，在單純依靠普通眼光看不到的陰暗角落裡，策劃了很多人所不知的事情。雖然說很早以前就知道中國人有關於“韜光養晦、以待時機”的說法，可兩巨頭卻從來沒有在這方面深入的考慮過，但是現如今他們看出來了，這種手段雖然看上去很憋屈，可一旦時機到來，不用再韜光再養晦，那爆發出來的力量才是真正致命的，毫不客氣的說，這股力量甚至是無法阻擋的。

儘管郭守雲到最後都沒有說他的再去莫斯科目的，可霍維兩人已經能夠猜得出來了，毋庸置疑，他這是要去與克里姆林宮攤牌了，近十年的時間，遠東這位郭大先生表面上也好，口頭上也罷，都時時刻刻彪炳著他只關注遠東，對遠東之外尤其是莫斯科的事情毫不關心。可事實上呢，他的那份野心從一開始的時候恐怕就沒有侷限在遠東這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地面上，他表面上做出一種委曲求全甚至是甘當孫子的樣子，可在背地裡，他卻早已將觸手伸到了遠東之外的地方，現如今，他的一切準備工作都已經做到位了，因此呢，也到了與克里姆林宮徹底攤牌的時候了。

設想一下，當郭守雲踏上莫斯科那塊土地的時候，呈現在克里姆林宮領導者眼中的將會是一副什麼樣的局面？在爭奪國家政權的大棋盤上，搞正規的民主選舉郭守雲不怕，遠東過去近十年經濟建設的成就有目共睹，就像現任聯邦總理切爾諾梅爾金自己所說的那樣，“莫斯科在實際上已經不再是聯邦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了，它更像是一個純粹的政治中心，在聯邦的社會生活中，這裡只具備一個象徵性的意義了。”當然，在這番言論中，切爾諾梅爾金刻意的迴避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文化的問題，要知道，隨著遠東經濟的騰飛，從莫斯科各大院校內走出來的高階知識分子，已經把那片地區作為了就業的首選目標，雖然說遠東人的排外傾向日趨濃烈，可畢竟那裡有更加優越的發展條件，最主要的是，那裡真的能賺到錢。且不說人才流向這方面的問題，就單說一個教育機構的發展方向問題，在過去這些年裡，莫斯科的高等院校師資力量流失很大，尤其是那些做人文研究的相關專家，因為他們的研究工作無法為國家、社會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所以在經濟困難的條件下，他們在課題研究經費申請等方面，都出現了捉襟見肘的尷尬趨勢。而與此相對的，卻是遠東人文研究條件的日益改善，因為有教育專項基金的存在，再加上遠東本身的人文研究狀況落後，因此，大批這方面的專家學者，在若干年的發展過程中一步步向遠東、向哈巴羅夫斯克遷徙，像什麼俄羅斯民族史學研究會、近現代史學研究中心乃至病理學與臨床醫學研究會等若干學者俱樂部，都在過去幾年間將總部遷移到了哈巴羅夫斯克以及布拉戈維申斯克等地。對於聯邦的教育、文化部門來說，這種遷徙顯然是一個相當痛苦的過程，可問題在於，這個過程他們阻擋不了，俄羅斯民族史學研究會遷到符拉迪沃斯託克，遠東教育部門一次向他們支付了七千萬盧布的運作經費，而在莫斯科，這個有著四百餘名民族史學研究員的研究會，兩年得到的經費也只有四百萬盧布，至於那些專稿民族史學研究的學者們，不得不放下架子為某些小報撰寫不入流的文章混飯吃。隨著自身經濟實力的增長，遠東共和國的獨立傾向正在一天天的擴大蔓延，這一點誰都知道，可更尷尬的一種局面是，就在遠東人日益自強，逐步割裂他們與俄羅斯民族關係的時候，俄羅斯的民族文化、歷史研究中心，卻在一步步向遠東搬遷。對於這種文化的遷移現象，莫斯科不是不知道其嚴重性有多大，這些搞文化研究的學者，平時看上去似乎沒有任何用處，他們充其量就是有那麼點名氣，可窮酸腐儒的，既沒權力又沒財力，他們即便是要造反也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但是話說回來了，如果這些人被某些懷有野心的國家分裂者操控在手裡，那他們的力量就會想加了催發劑一樣，翻著倍向上漲，這些人丟擲來一份學術論文，往往比政府頒佈的政策法令更具有轟動性效果，換句話說，郭守雲要搞遠東獨立也好，要向莫斯科政壇挺進也罷，他從這些學者的身上固然得不到有效的法理依據，可是他卻能得到歷史的抑或是社會倫理的依據。這就像一個部委的部長同一個研究專家在報紙上唱對臺戲一樣，前者的話無疑具有政府權威，而後者的話呢卻更具備學術權威，對於一個普通老百姓來說，究竟是政府權威可信還是學術權威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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