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本帝國特使石井菊次郎、中華民國全權代表陸徵祥分別在和約上籤下彼此的名字的瞬間,作為一名新聞記者,我激動的發現,自己正身處於一個歷史之中,而這個歷史是以舊時代的結束宣告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啟。
對於任何一個歐洲人而言,他們無法理解對於中國而言,這個即沒有賠款、更沒有割地,甚至他們都未能收回失去權益的和約的意義,它意味著自英國用軍艦敲開中國的國門之後,中國人第一次在一份“平等待我”的條約上簽字,在很大程度上,這份條約對中國而言意味著一個全新的開始。
或許,我們不能夠理解,或許我們仍舊可以用舊的眼光去打量這個東方最古老的國家,但是,很快我們就必須要面對一個現實問題,我們應該用何種心態,同樣這個國家打交道,準確的來說,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東洋世界的變化。”
1915年1月3日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於北京《東洋世界的變化》
歷時數月的談判,終於到了最後一刻,在第三條,日本為入侵中國國土之事,向中國道歉的問題上,經過漫長的商討之後,在英、法、美三國的斡旋下,最終中國放棄了日本派出特使中國政府進行官方道歉的要求,而改為由作為日本談判特使的石井菊次郎本人於談判桌上向中國進行道歉,而應日本要求,中國放棄條約中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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