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場事，賭場了。

丁原雖然吃了極大的苦頭，總算在最後關頭識相地認了慫，避免上公堂去受二茬罪。徐元佐原本已經跟李文明打好了招呼，泗涇的事如果鬧大了，就請縣丞過堂裁斷。縣丞拿著徐元佐給的三倍年金，道德靈活性比鄭嶽鄭老師強多了，更喜歡為徐元佐效力。

現在看來過堂斷案是不必了，不過艾家院子裡的那些雜役小廝護院，統統以“勞動教養”為名上報兩京六部。光看名字，就知道這種刑罰是徐元佐“開創”的，目的自然是充分使用人力資源。那些傢伙可都是壯年，送到金山島上幹活豈不正好？

可惜大明的司法管轄權很討厭，縣一級只能判處笞杖刑，到了五等徒刑就得交上級司法部門裁決。徐元佐只好想了個“雖有敗俗之行，不至於笞杖之罰”的“小惡”設定。在封建法治之下，官府的身份定位是教化者，原本就有義務糾正民間不良行為。勞動教養提出以強制勞動為手段，令散漫懶惰之人洗心革面，復歸正路，完全符合“教化生民”這一法治思想。

徐元佐為了給勞動教養鋪路，還特意就秦律之嚴和劉邦約法三章為契入點，闡述了一番“罪刑相適應原則”。簡單來說，犯重罪，受重罰；犯輕罪，受輕罰。所謂小時偷針，長大偷金。為了避免人偷金，所以在偷針時就該加以懲罰教育。如果只是懲罰偷針，就算是最低一等的笞一十，也重得過頭了——官員延期就任、不肯朝參、荒蕪田地、逃籍、欠債五貫以上不還，等等這些罪名也不過是笞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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