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貫和种師道的出現，將朝堂的氣氛又推向了另一個高潮，許多人當即就忘了蘇牧受封上柱國、英國公和總督北軍。

在文教最為鼎盛的大焱，文人們最注重的是什麼？

是官職？是財富？是權勢？是榮譽？

不，是名聲！

甚至於相比生前的種種，文人們更看重死後的諡號！

這就是將文事推到頂峰之後出現的必然結果，很多時候文官們明知道一些變革對百姓對國家是有利的，但就應該改革破壞了祖宗的法度，為了維護禮法，文官們就不惜動用一切手段來反對。

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神宗朝之時，王安石的變法，以及當時文人的典型代表司馬光的反對！

歷朝歷代對王安石的變法譭譽參半，司馬光作為當時文人的道德典範，卻對新法百般阻撓和破壞，帶領一眾保守派，與新法派不斷鬥爭。

他們為的是什麼？

是維護文人賴以生存的先賢聖法，那是幾千年流傳下來的為人準則，上至帝王公卿，下至黎民百姓，都需要遵照這樣的行為準則來生活，這樣才能夠使得社會安定。

而他們作為衛道士，也就能夠留名千古，這是他們的道義所在。

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童貫早已功成身退，种師道落寞收場，他們都已經沒有再出頭的必要。

因為先前的北伐已經是百世之功，童貫以宦官之身，得一時無人能及的功勳，而种師道雖然只以使相的頭銜退隱，但百年過後，史書上必定會為他的功績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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