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華夏古今，君子自重而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已是諸界之共識。

在璀璨如花的華夏文明之中，文人是個極其怪異的群體，他們在文學方面的造詣可謂曠古爍今，放到世界範圍內都並不遜色，然而在時代的變遷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卻往往是武夫，而非文人，其中很大一個原因，便是文人相輕。

從百花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開始，這種文人相輕的習氣便開始不斷的蔓延，儒家攻擊墨家無君無父，又指責道家疏闊而無用，道家反過來批評儒家和墨家背離天道，法家又視儒家為五蠹之首，恨不得除之而後快。

士大夫階層也是爭鬥不息，儒聖孔子得不到齊景公重用，是因為另一位文人代表晏嬰的反對和暗中陷害，而作為法家代表，韓非子為秦所用卻最終得不到好下場，而陷他於此的，卻是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李斯。

再說王安石的變法，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削弱富商大戶的利益而使百姓得益，本是一件利國惠民的好事，可當時對他反對最激烈的，卻也幾乎都是當時最為著名的文人，諸如司馬光，蘇家三父子，甚至歐陽修都是他的反對者。

文人相輕都已恐怖如斯，若得罪了文人，那該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

眼下的蘇牧便將整個杭州的文人圈子都得罪了一遍，坐實了第一才子的寶座之後，咱們的杭州大才子第一次邀請文人，請的居然是劉質，這讓人如何相信，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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