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調製在大唐建國之初被稱為善政，是因為每戶每年只要交納粟二石為租，絹二丈綿三兩為調，服役二十日為庸。然而，這是以每丁在成丁之日起授田百畝這樣的均田制為基礎的，卻與財產多寡無關。隨著均田制的敗壞，百姓成丁時幾乎無田可授，而租庸調卻依舊收取，更雪上加霜的是，在租庸調之外收取的尚有地稅和戶稅，而逃役者則是藉著納資課免役的機會，大肆舞弊，以至於天下逃戶漸多。

但各州縣的官吏為了避免逃戶日多而受責，往往隱瞞不報，而照舊以從前的數額徵收租庸調和戶稅地稅，把逃人的份額均攤到其餘丁口身上，以至於不斷逼迫更多的人出逃，最終形成了惡性迴圈。這也是宇文融提出的括田括戶，深得天子之心的最大原因。

所以，成都四大家並不是真的反感客戶，他們全都是在成都四境擁田上萬畝的豪強，大量客戶人口的湧入，給他們帶來了更多低廉的佃戶，數不盡的傭工，反而那些隨著上任官員遷過來的衣冠戶方才是他們真正提防警惕的物件。此外，就是那些所營田地已經有了相當規模，而且所值不菲引得他們覬覦的客戶。

於是，在數日前和其他三家家主聯袂拜見過了杜士儀，出來卻遇見了楊銛和鮮于仲通兩人後，李天絡立時授意家中人，將一道狀紙送去了成都縣廨，卻是狀告本縣新登籍客戶彭海、孫年、周甲等十三家，佔去了自家山地八百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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