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在李經述那裡碰了一鼻子的灰,頓覺李經述徒有虛名,太不識貨,憤而去找翁同龢。康有為覺得翁同龢是當朝的“清流派”掌門,帝師,長期出入皇宮,壞訊息聽得多,眼見大清國勢江河日下,難免憂心如焚。按理說,自己口口聲聲強調變法圖強,主張應該很容易打動翁同龢。
結果,事與願違。康有為此前未能進入翁同龢的視野。翁同龢看了康有為的拜帖,只說了“狂甚”二字。在翁同龢看來,康有為現在只是一汲汲於功名失敗,卻想攀爬到更高的位置獵獲榮華富貴的狂生,只是一個連進士都考不中的庸才,這位狀元出身的帝師自然對康有為閉門不見。
康有為再一次碰了一鼻子灰,還不死心,聯絡一些舉人,謀劃再次聯名給光緒皇帝上書。這已經不是康有為第一次給光緒皇帝上書。早在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當年9月,他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性的主張,當時光緒皇帝還年幼,此事自然就沒有下文了。
而李經述,身為朝廷的北洋水師提督、直隸提督,有直接給光緒皇帝上奏摺的權力,但他作為從一品的武官,一般也不便過問如此重大的政事,維新變法,主要還是透過李鴻章來上奏。
1892年,維新變法是當時社會的一種新思想潮流。不僅身為高官二代的李經述熱衷,還有一幫漢族公卿名流的官二代,也都主張維新變法。在李經述的牽頭和組織下,很多大清漢族名流公卿的高官二代,都成為了維新骨幹。比如譚嗣同,他的父親譚繼洵曾任戶部郎中、甘肅道臺、湖北巡撫等職。還有湖北布政使陳寶箴的兒子陳三立、左宗棠的兒子的左孝同、南洋大臣沈葆禎的兒子沈瑜慶等,他們都加入了中國復興會,李經述在圈子裡的影響力也日益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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