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的人有種很奇怪的歸屬感，炎黃子孫華夏民族那是喊口號時用的；大周天子還是天下共主，卻沒人會認為自己是‘周人’；‘中國人’指的還是國中之民，與後世煌煌其威的大中國不是一個概念；人們的歸屬感很狹隘，他們會認為自己是秦人、魏人、楚人，甚至是魯人、宋人、衛人。秦人看魏人，就好像在看老外，民族觀念很弱，國別觀念極強。

可到了士大夫階層，這種國別觀念卻奇蹟般地被淡化掉了，這是一個‘大士子天下’。從君主到平民，看待士子都會用另外的一個標準，很有人才共享的當代精神；比如秦惠文王時期的公孫衍，他是魏國人，卻跑到秦國做了幾年大良造，帶領秦國虎狼殺了幾萬名同胞，竟然還可以離開秦國，跑回到魏國為將，魏國人居然還會接納這個‘魏奸’，張儀如此、陳冉如此……士大夫們真是太幸福了，他們可以隨便跳巢換東家，還不會被人追究罵娘，在白棟看來這就叫沒天理！

心裡罵著沒天理，卻在享受著這個時代對士人的寬容，景監是真的很聰明，只說請先生為秦謀，卻不會像贏連那樣直接詢問白棟的老師是誰，他是在傳遞一個資訊－‘我是因為先生的才能看重先生，不是因為先生的老師如何’。

一個古代人居然就掌握了人性的弱點，隱隱就是個現代公共關係學的專家，這也就是白棟能頂住，換個人都要被感動哭了，公孫衍當年被秦惠文王抓著手眼含熱淚的叫了聲‘先生教我’，不就傻顛顛兒的進了函谷關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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