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針對此次“上海公社事件”導致的東亞變局，以及汪精衛等親日派人士隨後提出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也就是名為“剿匪”、實為倒蔣的對日借兵計劃，日本陸軍作出的判斷和邏輯基本如下：

第一，在得到了汪精衛開出的“自由行動許可證”之後，日軍此次出兵從法理上講就不再是入侵，而是受到支那合法政府的邀請，前去幫忙剿滅盤踞上海的南支那共產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遭到抵抗；

第二，雖然支那人自己開出的“許可證”，眼下在支那的土地上並不一定管用，很多事情還得顧慮到美國和英國的態度。但此次南支那共產軍和“共產國際縱隊”在上海租界的“暴走”，對美英帝國主義的海外利益造成了極大衝擊，尤其是動搖了全球的殖民統治秩序，危險性遠遠超過了日本帝國的勢力膨脹——與赤色運動和殖民地解放的浪潮相比，日本跟美英在中國和東南亞的利益上的衝突，簡直是不值一提。

在日本陸軍的參謀軍官看來，只要皇軍能夠打出“剿赤”的旗號，為了阻止赤色浪潮席捲世界，美英兩國應該不介意犧牲一些中國的利益，來填飽大日本帝國的胃口……如果外交操作得比較好，或許此次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而戰的大日本皇軍，還能像當年的日俄戰爭一樣，得到美英兩國的經濟支援也說不定。

第三，既然連日本大規模出兵支那都默許了，那麼美英自然也不會介意日軍把控制範圍從長城向南推進到長江，同時在南京扶植起一個親日的支那中央政府，作為大日本皇軍本次出兵支那“剿赤”的辛苦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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