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剛出來的時候，完全是反戲劇、反故事，追求一種形式感和視覺化。因為那時的社會風氣就比較人文，全民都在思考，你夠偏夠怪才有市場，就是大陸的所謂文化精英的市場，人家會高看你一眼。比如《紅高粱》拿金熊的時候，張藝某簡直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啊，肩負國家興衰的那種感覺。”

臺上，張先民侃侃而談，接著道：“而且西方社會愛看這些東西，我們有十多年的文化斷層，就沒在國際上露過面，他們覺得中國特神秘。第五代的片子不是反映當時的中國，可由於這種窺探癖，反倒成就了那些榮譽。然後到了九十年代末，第六代冒頭，西方對中國的興趣也發生轉變，他們想看一些相對真實的東西。所以第六代早期那些表現邊緣群體，城鄉變遷帶來的種種困惑，在海外有大量的市場……我說這些什麼意思呢？就是國內藝術電影的變化與海外市場的變化，從來都是相輔相成，是互相的一個作用。”

在他左右，還坐著幾位嘉賓，分別是葛文、市川尚三、杜特龍、阿爾伯特和程穎。臺下，仍然是曹寶平、焦雄屏等人，還多了幾家影視公司的高管。

昨天是交流一些新人導演的生存狀態，今天更高階一點，針對國內電影在海外發行遇到的問題和困惑。

而張先民說完，葛文消化著翻譯機裡的內容，點頭道：“我同意張先生的看法。94年，王曉帥帶著《冬春的日子》來到鹿特丹，那裡面的技法和思考讓我們全場驚豔。但如果五年後，另一個導演帶著類似的作品來鹿特丹，哪怕他拍得更好，我也會毫不猶豫的拒之門外。因為你沒有創新和進步，電影三年就會更替一批觀眾和審美口味，作為導演還在走前人的老路，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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