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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文生把事情說了一遍，自然是避重就輕，崔玉言的過錯是肯定逃不掉了，但是這其中還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冒犯的物件。

《名例律》中記載了五刑制度，由輕到重分別為：笞、杖、徒、流、死，五刑。崔玉言當街調戲女子，僅在言語之間，沒有身體接觸，不算是一個很重的罪。如果物件是普通良家婦女，最多也就是苔刑，拿鞭子抽，再罰款而已。但白巧巧是有誥命在身的命婦，當從重判刑，受仗刑，再罰款，不涉及到‘徒、流、死’。

李牧身為縣侯，為自己的夫人出頭，把崔玉言吊起來打，已經算是用了‘苔刑’，而且是動用了私刑，按律來說，是不合規矩的。如果崔玉言因此被打死了，李牧則要受到懲罰，雖不至於死，但至少也要被判‘流刑’，這也是崔文生不擔心李牧會打死崔玉言的原因。

但若崔玉言調戲的物件是李知恩，情況則要反轉了。李知恩是下人，奴隸，賤籍。唐律規定，賤籍的奴隸，等同於牲畜。就算崔玉言調戲了，甚至非禮了，也僅需要賠錢而已。不涉及到動刑，這樣一來，李牧鞭打崔玉言致傷，就是他的不對了。崔文生可以據此反告，李牧就惹下了麻煩。

崔文生來找長孫無忌，是想要得到他的支援。他知道幾日前李牧發配工匠的事情，認為長孫無忌心中對李牧存有怨恨。如果長孫無忌能出手幫一把，李牧就算擅動起了民憤，最後也必將一敗塗地。以長孫無忌在朝中的勢力，不用多說什麼，稍加暗示，大理寺的官員在處理事情的時候，自然就知道如何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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