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待魏德林到來的這段時間裡，我給朱可夫打去了電話，把德國新任的宣傳部長弗裡契派人來談判，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宣佈投降，以及戈培爾全家自殺的事情，一一向他做了彙報。

“鮑爾曼在什麼地方？”希特勒死了，戈培爾也死了，而新任的德意志首腦鄧尼茨還沒上任，如今在柏林權利最大的就是黨務部長鮑爾曼，朱可夫急於知道這次的談判，是否得到了鮑爾曼的授權，免得再次出現談判無疾而終的情況。“弗裡契派出的談判代表團，有沒有得到他的授權。”

“元帥同志。”我就算不問談判代表，也知道鮑爾曼此刻的真實情況，所以我毫不遲疑地回答說：“鮑爾曼已經在家裡引爆手榴彈自殺，他和戈培爾的全家都死了。”

朱可夫沉默了片刻，隨後開口問道：“你準備讓弗裡契的代表們做些什麼？”

“我打算讓弗裡契在電臺發表講話，將希特勒和戈培爾的死訊向全體德國人宣佈。”我謹慎地說出了自己考慮良久的方案：“在告訴他們，說我軍統帥部已經接納了他們的無條件投降，並將柏林及其全體守備部隊置於我們的保護之下。”

“麗達，你的想法倒是不錯。”朱可夫對我的方案倒是挺感興趣的，不過他還是有顧慮：“你怎麼保證，弗裡契博士透過電臺向德國人民發表的講話，是符合我們的要求呢？”

“元帥同志，這一點您可以放心。”對於朱可夫的擔憂，我向他保證說：“我們會派人去監督他們的，以確保弗裡契博士所發表的講話，完全符合我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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