畝稅一斗二升糧，李超覺得這個稅率並不算高，以河套塞上江南的肥沃，這大概相當於三十稅一。

三十稅一，很輕了已經。那些豪強動不動佔地千畝數千畝，如果按照唐朝的租庸調稅法，一個成丁一年納糧不過兩石，一個大家族如果以十個成丁算，他們一年不過納糧二十石。若是五個成丁算，其實一年才納十石粟，哪怕加上其它要納的絲麻這些，交的稅也是相當的少的。

按人丁納糧，而不是按佔有的田地多少納糧，這就是租庸制的核心，也是一個最大的缺點。畢竟一丁納兩石粟一年，看似納的租不多，但這得是在每丁能均田一百畝的基礎上的。

若真能均到一百畝，那麼一畝地的租只有兩升。這比李超的那個一畝一斗二還要少，只有六分之一。

但哪怕大唐就算真的只有一千五百萬人口，按一丁百畝這個數字來均田，也是非常龐大的一個數字的。大唐根本沒法真的如此均田，多數情況下，都不能實授，尤其是在狹鄉，授個二三十畝，甚至十畝八畝的都有，有些甚至根本無地可授。

口分田就算能回收，那也是得等人死後才收的。

正因如此，以均田制為核心的租庸調稅法，就漏洞極大了。這種稅制，特別是對於那些地主豪強們最好，他們哪怕擁有田地千頃，其實也只是跟普通百姓一樣納稅。

就算有義倉、社倉這樣的變相地稅，從地主豪強們手裡多收點糧上去，可他們其實依然承擔著很少的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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