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的集體主義和傳統文化壓制我們，依據是什麼？怎麼一個壓制？”趙楓林沒讓馮喆繼續，追著說道：“在歷史長河中，儒家以‘仁’為本，崇尚仁者愛人，孔子‘以國為禮’，為政在人，孟子以‘仁政’為倡導，‘唯仁者宜在高位’，荀子‘隆禮而重法’，認為‘有治人、無法治’，這都是很開明的思想，就算在今天對我們也有一定的借鑑作用，華夏泱泱大國，五千年文明，不是隨便的一說就能被抹殺的。”

趙楓林的話一說完，馮喆看看教室裡眾人的表情，介面道：“誠然，我國在先秦時代就百家爭鳴，法家、墨家、道家、儒家以及各種學派交相輝映，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瑰麗的色彩，但是最終都表面歸統與儒家，成了執政理念，這些都不是我們今天所講的‘行政’，千百年來國人只有被奴役，被專制，也根本不存在什麼行政，非要說行政的存在那是在粉飾、在為統治者辯護、在給自己臉上貼金——就像趙楓林同學說的，歷代統治者他們所鍾愛的所執行的都是人治治人，而不是法治，大家都知道，人治和法治是有根本的區別的，可以說是水火不容的。為什麼？因為完善的法律和規章只能讓老百姓有法可依，從而不能讓君主出口即憲、即律、即令，讓統治者不能為所欲為，導致會削弱他們至高無上的威信。”

“國人在幾千年的苦難中習慣性的將社會的健康發展生活的幸福全都寄託在開明的君主和領導人身上，這還是人治，與行政與法治無關，從而社會的有序和諧發展就是一個空談，必將陷入一個週而復始的怪圈：君王賢能而國家昌盛，君王昏聵而國家頹廢。而長久以來，在潛移默化的文化和道德約束下國人都養成了一種俄狄浦斯情結，就是戀母情節，在家裡依賴、在外總在找尋一個類似於母親那樣疼愛自己的人，這絕不是人與人之間正常的友誼與欣賞，這種關係最終的盤根錯節，糾纏不清，形成了這個幫那個派，從人數少到人數多的都在尋找一個可以保護自己的‘媽媽’，所以說我們時常說我們是一個大家庭，這本是好事，但潛意識裡都在找那個‘家長’，以至於有人批評說我們頭上的辮子剪掉了可是內心的辮子卻依舊的瘋長，遇到問題碰到困難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有沒有雄厚的人力財力人脈支援而不是憑著自己的力量能怎麼走出困境。在這樣的歷史大家庭中所有人為所有人操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你的事，這叫眾志成城，也叫烏合之眾——我會為你負責，同時你也要為我負責，否則你就是壞人，否則我就會充滿愧疚，這是道德綁架，而且大家不能分離，不能袖手旁觀，因此又拐回我剛剛說過的，對國人來說個人的自由就是對大家庭的背叛，這個共性容不下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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